新冠“乙類乙管”之後，我們的生活發生了很多的變化，現在進出公共場合已經不需要掃健康碼了，乘坐火車或飛機也不再需要了。那麼健康碼還有存在必要嗎？健康碼還應不應該存在？下面本站小編帶來介紹。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趙宏撰文表示，從調整後的疫情防控政策來看，健康碼存在的必要性的確在逐步喪失。
首先，健康碼主要適用於政府主導、全民動員以阻斷傳染病傳播的應急狀態下，因此也只能作爲應急狀態的例外手段。伴隨政府對於新冠疫情的防控已從應急管理轉向常態化管理，健康碼所依附的合法性基礎已不復存在。
其次，《新十條》頒佈後，各地已進一步優化核酸檢測，不再按行政區域開展全員核酸檢測。而對新冠病毒實施“乙類乙管”後，檢測策略也調整爲“願檢盡檢”。既然不再進行核酸檢測，也就無法再精準檢測每個人的病毒感染風險，更無法在此基礎上再對個人進行分別的賦碼操作。例如最近疫情嚴重，身邊朋友紛紛曝陽，但只要不進行核酸檢測，健康碼卻都會繼續顯示爲綠碼，這已說明健康碼已不再能作爲個人健康狀況的表徵。
再次，此前區別賦碼不僅是決定個人是否出行和復工復產，也是政府對不同的人羣進行居家隔離或集中隔離等處置方式的前提。但《新十條》不僅要求各地不再對跨地區流動人員查驗覈酸檢測陰性證明和健康碼，也已經開始倡議輕症患者居家隔離自愈，政府同樣不再對患者予以強制隔離治療，這些都使健康碼的使用目的也不復存在。
由此，除疫苗接種信息可能會在危重病人診療過程中爲醫生提供診療依據外，健康碼的歷史使命其實已經完成，因此也應和行程碼一樣從個人生活中徹底退場。
對於健康碼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鄭戈認爲，目前還有人有做核酸的需要，由於路徑依賴，核酸檢測結果與健康碼是綁定的，查詢起來比較方便，但健康碼的公共用途已喪失。
爲此，他建議，核酸檢測結果可另闢通道供個人查詢。
作爲疫情防控的數字基礎設施，三年來健康碼不僅承擔着個人核酸數據、疫苗接種和到訪場所信息，更在一些地區進行了功能擴容，被整合到就醫服務、公共交通甚至支付方式中。
從健康碼的底層邏輯“數據治理”出發，重新審視健康碼的有效性與正當性。一方面，與嚴格隔離的網格化靜態管理或禁足令相比，健康碼更適應流動社會，在支撐疫情防控的同時，也可以保證基本的出行自由。但另一方面，命令服從的權力運作、各行其是的地方割裂、控制優先的封閉體制、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等，都可能在科技外殼下，被裝進健康碼中。因此，在健康碼的運作上，相比“數據效率”原則，應將“數據正義”原則置於更高位置。
以數據正義爲原則，應提高健康碼的“數據使用透明度”，保證健康碼的“數據非歧視”。疫情之下的個人權利當然會受到一定限制，但必須同時設定對這些限制的限制， 保證個人對其信息的知情權、更正權、刪除權和獲得救濟權。負責防疫數據運營的政府部門和企業，應充分尊重個人信息權，不得將個人信息用於與防疫無關的目的。
另外，健康碼是《突發事件應對法》下的應急措施，在應急狀態結束後，健康碼也應適時結束其使命，以免挫傷社會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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